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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早期医学官印多为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记，唐宋两代鲜见。而在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古代医学印章中，多为明代医学官印，且相当数量集中为四川、重庆的县级医学印记，如“高县医学记”“石泉县医学记”“南川县医学记”等。而“南川县医学记”迄今为止共发现两枚，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这两枚“南川县医学记”铜印都是明朝时期使用的南川官方医学印记，均为铜质，柄钮，印面长方形，印文为九叠篆，规格大小相近，是由当时的礼部制造，用于标识官方医学机构的身份和权威。现分别被四川大学博物馆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
明洪武三十五（1402）年“南川县医学记”铜印（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图源：中华医学文物图集） 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的“南川县医学记”铜印长7.9厘米，宽4厘米，厚1.1厘米，印背右上刻“南川县医学记”，印背左侧刻有“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礼部造”两行字，印左侧面刻有编号“学字一千三百三十号”。“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三十五年即1402年。据民国《南川县志》卷三记载，“明代南川设知县一员……设医学训术一人……清光绪元年，重修北门外普泽寺，墙壁掘出铜印，篆文镌‘南川县医学记’，背注‘洪武三十五年礼部造’九字。”这证明该枚铜印确实出自南川，只是何故被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暂时无从考证。 民国15年《南川县志》卷三（复制件，南川区档案馆藏） 无独有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也藏有一枚“南川县医学记”铜印，只是时间不是洪武年，而是大顺二年四月。这枚铜印宽4厘米，长8厘米，厚1厘米，高7.6厘米。印面凿朱文篆书“南川县医学记”两行六字，由右向左竖排。印背右侧竖刻“南川县医学记”一行，印背左竖刻“大顺二年四月”“礼部造”两行，侧刻“学字第三百三十一号”一行，均为白文楷书。“大顺”为明末农民军张献忠所建“大西”政权的年号，大顺二年即1645年。此印为张献忠大西政权礼部铸造和颁发，可以看出农民政权对医疗工作的重视和在县级农民政权属下设有“医学”这一机构的事实，说明农民政权对热心为农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是非常尊重的。此印为原西南博物院（2000 年改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于1951年在成都旧货市场上购得。 大西大顺二（1645）年“南川县医学记”铜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图源：三峡博物馆官网）
医学记铜印为明代地方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印记。据《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记载，“医学，府，正科一人，从九品。州，典科一人。县，训科一人。洪武十七年置，设官不给禄。”说明在明代除中央机构有太医院之设置外，在州县设置有医学一职，为主管当地医疗事务之官员，在明代设官中给禄，应是兼职。“南川县医学记”铜印，即为南川县医学管理机构的公章，它与文献的记载可以互为印证。 明朝时期的南川县在四川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作为边远小县，难以和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交通要道上的大县相提并论，但就是在南川这样的小县当时已设有县级医学管理机构，这说明当时四川各地的中医药事业较发达，其从业人员较多。地方医学机构的设置已很普遍，同时，也表明了明代政府对地方医学机构的重视，实物的无声语言，在这里较之文字记载给人的印象更为生动、深刻和有力。所以，铜印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医学传承的见证。
“南川县医学记”铜印的存在表明，在明代南川地区已经有官方设立的医馆。这反映了当时南川地区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它不仅是南川地区医学历史的重要见证，也体现了南川对传统医学的重视和传承。 金佛山洋芋坪野生变家种天麻收获的情景（任祯学摄于1979年，南川区档案馆藏） 尽管南川县医学记的历史已经久远，但它对现代南川地区的医学发展仍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南川作为依托金佛山这个国内著名的药用植物资源“基因库”优势，全面推动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致力建设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为国家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贡献南川力量。 在今天，“南川县医学记”铜印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医学传承的重要性，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继续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让我们以铜印为鉴，传承医学精神，开创医学事业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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